甘肃省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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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武汉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的决议


（2013年1月15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武汉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由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三届）第十一号


武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武汉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已经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现予以公布，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武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1月27日




武汉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2012年11月28日武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2013年1月15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院前医疗急救行为，提高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水平和应急救援能力，及时有效地抢救急、危、重伤病员，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促进院前医疗急救事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院前医疗急救活动。


本条例所称院前医疗急救，是指对伤病员在送达医院内救治前开展的以现场抢救和转运途中救治、监护为主的急救服务活动。


第三条 院前医疗急救是政府举办的公益事业，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区人民政府（包括开发区、风景区、化工区管委会，下同）应当将院前医疗急救事业发展规划纳入本级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建立经费投入及人员、物资保障机制，保障院前医疗急救事业与社会经济同步协调发展。


鼓励社会资源参与院前医疗急救。具体鼓励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四条 市卫生主管部门是本市行政区域内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的主管部门。


区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院前医疗急救工作。


发展改革、规划、财政、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药监、通信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院前医疗急救相关工作。


第五条 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应当遵循统一指挥调度，就近、就急、合理施救的原则。


第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或者卫生主管部门对在院前医疗急救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建设


第七条 本市建立以急救中心和急救站为主体，以群众性救护组织为补充的院前医疗急救网络。


急救中心包括市急救中心，蔡甸区、江夏区、东西湖区、汉南区、黄陂区、新洲区急救中心（以下简称区急救中心）。


急救站包括市急救中心所属急救站、区急救中心所属急救站和网络医疗机构急救站。


网络医疗机构急救站是指接受急救中心指挥调度、设在医疗机构的急救站。


急救站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八条 市急救中心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全市院前医疗急救的组织、指挥、调度及实施工作；


（二）通过院前医疗急救呼救专用电话二十四小时接受呼救，收集、处理和贮存院前医疗急救信息；


（三）建立、健全院前医疗急救网络的管理、统计报告等制度，保障院前医疗急救网络的正常运作；


（四）组织开展急救知识、技能宣传培训和急救医学科研、学术交流；


（五）接受同级人民政府或者卫生主管部门指派参与重大活动的院前医疗急救保障及突发事件的紧急医疗救援工作；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区急救中心在区卫生主管部门领导下，服从市急救中心的行业管理和急救指挥调度，负责本行政区院前医疗急救的组织、协调、调度和指挥工作，检查、督促网络医疗机构执行本规定，并履行前款第二、三、四、五、六项规定职责。


第九条 急救站由卫生主管部门批准设立。


经卫生主管部门批准，具备下列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以设立急救站，并纳入院前医疗急救网络：


（一）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及专科医院；


（二）设有急诊科，并按照规定配备具有急救医疗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执业医师、执业护士；


（三）配有救护车，车内设备和急救药品、器械符合配置标准；


（四）具有完善的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制度；


（五）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市卫生主管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确定符合前款第二、三、四项规定条件的医疗机构承担院前医疗急救任务。


第十条 急救站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服从急救中心的指挥、调度，承担院前医疗急救任务；


（二）实行二十四小时应诊制，及时救治急、危、重伤病员；


（三）按照有关规定做好院前医疗急救资料的登记、保管和上报工作；


（四）开展急救知识宣传、急救技能培训等工作；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网络医疗机构应当保障所属急救站正常运转，对其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并承担其因院前医疗急救行为所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地铁站、体育场馆、会展场馆、风景旅游区、大型商场、宾馆饭店、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容易发生灾害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社区，应当建立群众性的救护组织，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急救知识技能培训。


第三章 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管理


第十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院前医疗急救专用呼叫号码为“120”。


急救中心应当根据人口规模，设置相应数量的“120”呼救线路，配备急救调度人员，保障及时接听公众的呼救电话。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冒用“120”专用呼叫号码，不得谎报呼救信息，不得对“120”呼救专线电话进行恶意干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冒用急救中心、急救站的名称、标志。


第十五条 急救中心的指挥调度人员应当熟悉院前医疗急救知识和急救站基本情况，具备专业的指挥调度能力和水平。


急救中心应当定期对指挥调度人员进行岗位培训、考核，提高其应急处置能力和急救专业知识与技能。


第十六条 急救人员包括急救医生、护士、医疗救护员、急救车辆驾驶员等。


急救医生、护士应当具备相应资质，并通过市卫生主管部门岗前培训考核。


医疗救护员应当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掌握各种急症、意外事故、创伤和突发事件等现场初步紧急救护以及从事不需要医学评价、监测和处理的伤病员转运工作的技能，并通过市卫生主管部门岗前培训考核。


急救车辆驾驶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急救知识和技能，熟悉服务区域交通路线，并通过市卫生主管部门岗前培训考核。


市卫生主管部门对急救人员进行岗前培训考核不得收取费用。


第十七条 急救中心和急救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急救指挥车和救护车等急救车辆，并定期对救护车进行维护、保养、清洁和消毒，保证救护车车况良好。


救护车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并按照规定安装移动卫星定位系统、无线通讯设备和车前、车内视频监控系统，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急救设备和急救标志图案。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120”救护车。


第十八条 急救中心接到呼救信息后，应当按照是否为急、危、重伤病员进行分类，并对急、危、重伤病员的信息进行登记，使其能够优先得到急救服务。在受理急救医疗呼救时，应当对伤病员或者现场其他人员给予必要的急救指导。


第十九条 急救中心应当在接到呼救后一分钟内向急救站发出调度指令。急救站应当在接到调度指令后四分钟内派出急救车辆。


急救中心的呼救电话录音、电子派车记录和救护车的视频监控资料应当至少保存两年。


第二十条 急救车辆及人员应当在确保交通安全的前提下，立即赶赴现场，按照院前医疗急救操作规范对伤病员进行救治。需要送至医疗机构救治的，急救人员应当根据专业需要，在征得伤病员或者家属同意后及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有生命危险的，急救人员应当报告急救中心提前通知医疗机构做好院内抢救准备。


急救人员在救治过程中，应当文明待人，热情服务，态度和蔼，不推诿、不刁难伤病员及家属。


第二十一条 急救人员应当将伤病员送至医疗机构急诊科（室），并及时与接收的医疗机构办理书面交接手续。


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对急、危、重伤病员进行救治，对急救站送达的伤病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和推诿。


第二十二条 “110”、“119”、“122”、“12345”等应急系统得知有需要急救的伤病员时，应当及时联系急救中心。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需要急救的伤病员时，可拨打“120”院前医疗急救专用呼叫电话进行呼救。


第二十三条 市、区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医疗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急救中心、急救站开展演练，提高院前医疗急救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能力。


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制定医疗急救应急预案。


第二十四条 市、区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并公布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规范，对急救中心和急救站进行监督、检查，定期考核，对考核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直至取消其承担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工作的资格。


市、区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监督电话，接受举报和投诉，及时查处举报、投诉事项。


第四章 院前医疗急救保障


第二十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把院前医疗急救专项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专项用于院前医疗急救工作。院前医疗急救专项经费用于下列事项：


（一）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建设及运行；


（二）应急药品储备和其他急救物资储备；


（三）重大活动的急救医疗保障；


（四）突发性事件的急救医疗；


（五）急救人员培训和演练；


（六）群众性自救、互救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公益性培训；


（七）扶持社会资源参与院前医疗急救；


（八）市、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用途。


市、区财政对承担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的急救网络医疗机构，采取适当形式给予补助。


第二十六条 市、区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急救中心和急救站应急储备工作。应急储备应当能够满足突发事件院前医疗急救需要。急救中心和急救站应当加强应急储备物资管理，确保应急储备物资处于备用状态。


第二十七条 急救中心、急救站应当将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在急救中心网站、急救站和救护车内予以公示。向伤病员或者家属收费时，应当主动告知收费标准。


院前医疗急救费用的支付，属于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按照本市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属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按照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属于救助对象的，由财政、民政部门按照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通信企业应当保障“120”呼救专线通信网络畅通，并及时向急救中心和急救站提供服务合同规定的信息和技术服务。


供电企业应当保障急救中心和急救站安全、稳定用电。


第二十九条 救护车在执行院前医疗急救任务时，应当按照规定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在禁停路段可临时停车。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于执行急救任务的救护车优先放行。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时，应当设立临时专用通道。


公路收费站应当优先放行执行急救任务的救护车。


第三十条 行人和车辆遇到执行任务的急救车辆和人员应当主动让行，并提供方便。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对危、急、重伤病员的抢救和运送工作。


公安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维护院前医疗急救治安秩序工作，依法处理侵害急救人员、伤病员人身安全和扰乱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秩序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一条 市、区卫生主管部门、红十字会应当进行医疗急救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公益性培训，指导有关部门、行业、单位和群众性救护组织开展医疗急救基本知识的培训。


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应当向公众宣传发生突发事件时用于抢救、自救、互救的急救医疗知识。


卫生、公安、教育、民政、旅游等部门应当对其工作人员及服务对象进行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宣传教育，提高社会急救能力。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组织开展急救知识宣传教育，增强市民的急救意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适用其规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急救中心、急救站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卫生主管部门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一）未执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的；


（二）未及时受理呼救信息、发出调度指令的；


（三）不服从指挥调度或者拒绝、推诿救治急、危、重伤病员的；


（四）急救人员与接收的医疗机构未办理书面交接手续的；


（五）未按照规定登记、保管和上报急救医疗资料的；


（六）违反价格主管部门规定收费的；


（七）擅自动用“120”救护车的；


（八）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冒用急救中心、急救站或者“120”专用呼叫号码的名称、标志的，由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擅自安装标志灯具和警灯、警报器假冒救护车使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进行运送伤病员及家属的营运活动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碍急救人员施救的；


（二）侮辱殴打急救人员的；


（三）非法扣留、损毁救护车及急救医疗设备的；


（四）谎报呼救信息或者对“120”呼救专线电话进行恶意呼救的；


（五）其他扰乱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秩序的行为。


第三十八条 卫生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认为有关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所称开发区，是指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风景区，是指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化工区，是指武汉化学工业区。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区别
徐州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2002级法学（3）班 刘炳杰

[内容摘要]：“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命题困扰学界多年，本文主要通过考察《法哲学论》一书提出的观点，运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方法，在肯定两者是具有本质不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两者还具有有无斗争性和存在的时间段的不同的地方。

[关键词]：自然法的本质、儒家法的本质、斗争性、存在的时间段

“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相同”的定论大概肇始于维新巨子梁启超先生的观点。[1]此后，法学界对于两者的本质关系皆以梁先生论断为准。近来，学界始有不同的声音，其中论证最具有权威性的莫过于吕世伦教授主编的《法哲学论》（在该书的第16章重点比较了两者的本质不同的地方）。伯恩.魏德士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文中认为，法学理论的生命在于批判和为新的替代性的理论做铺垫。因此，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通过比较梁启超先生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和论证发现，梁启超先生在论证时其实只注重了两者的外在表现而忽视了其内在的不同（但笔者以为，由于当时中国对于国外的理论的认识尚处于一种起步阶段，国内研究的力量很不足，加之可以掌握的资料匮乏而导致的，所以，梁启超先生当时有此认识已属不易，我们不能以今日之标准苛求梁启超先生。），而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观点是在中国学界对国外的理论基本透彻的基础之上。所以，笔者认为，吕世伦教授结论是在肯定了梁启超先生在形式上基本相同的论调的基础之上，在实质上对两者进行比较的结果，可以说是前者观点的进一步的演化和深入。但是，笔者也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还不是很重视，偶有像吕世伦教授这样较真的人谈到这个问题也是一笔带过，泛泛而谈。笔者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赞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还有待于商榷和进一步深入研究。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提出的基本论调是希望看待历史事件要用“大历史观”，这样才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在本文也采用黄仁宇先生的方法来考察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问题。

一、对《法哲学论》一文的回顾

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发端于古希腊，而作为西方法哲学中资历最老的自然法也自然诞生于古希腊。据学界考证，最早使用自然法概念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但是真正把自然法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一种学说的是斯多葛学派[2]。吕世伦教授在《法哲学论》一书中大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两者的不同的。笔者想结合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论证，在现有的论证的基础之上从其他角度重新尝试做个论证。

（一）、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论证了西方自然法是天人分离，而中国儒家法是天人合一的区别。[3]

“西方自然法观念是以天人分离为前提，并通过逻辑的方法加以认识和认证的”。[4]实际上，早在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希腊，就有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也即逻辑）这一范畴。在当时，逻各斯就是指万物变化的普遍的成度，指贯穿于一切运动变化中的共有的、常往不变的、永恒存在的东西，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必然性”或者“命运”。[5]当时的自然法学说是以以下两个根本观念为基础的。

首先，是对自然、自然法则的崇拜与信仰。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可以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主要是荷马史诗）中看出。这种宗教信仰与中国的传统的宗教信仰不同，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混合的宗教信仰”。一方面、它承认奥林匹克众神，尤其是宙斯对人的权威。认为当时的法是由诸神颁布，通过神意的启示为人类所知的。另一方面，它又相信人和神（即使是“众神之王”的宙斯也不例外）都要受某种运命的支配。我们在上面谈到“逻各斯”时已经发现，“逻各斯”就是“命运”。另外，在西方，神其实是跟人一样，都是具有人格的主体。所以，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自然法是“天人分离”的观点中的“天”即为“运命”（或者说是“自然法则”，抑或者说是“命运”），而人则包括了神在内的一切人类。因而，西方最早的自然法的本质实际上是自然的理性。

其次，早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61-前429年）已经形成了宗教性法与世俗性法并存的二元论思想。博登海默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就曾经生动的描述了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因此，“天人分离”也必然意味着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分离。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儒家法是以“天人合一”为前提，通过经验来认识的。所以，在儒家那里，“天道”（或者说是“天法”）存在于圣贤书，寓居于“先王之法”中。理所当然地，后人只要苦读圣贤书或者谨遵“先王之法”即可获取“天道”。此外，在中国，君主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而“天”就是“神”，因此，儒家追求“天人合一”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6]

对于“西方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这个论证，中国学者往往忽视从宗教角度来看待这个差异。但是，宗教在西方是一种历史渊远、影响巨大，而且是西方文明或者说是文化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分，忽视西方宗教的影响是论证不充分的表现。

西方社会对宗教的狂热信仰是我们中国所无法比拟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从来是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但是民众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却并没有因为统治阶级的宽容政策而泛滥[7]。在西方，人对自然法的信仰来源于对宗教的信仰，人只要信仰了宗教，那么对于自然法就不用去认证了，就自然而然的被接受了。伯恩.魏德士教授认为，宗教信仰只有对于宗教分子才能言，在他们眼里，宗教信仰就是客观的，是不需要论证的。

儒家法与西方不同，因为上述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宗教信仰程度不如西方，所以，儒家法难以靠先验来认证，而需要通过先知圣贤通过躬身体验的实践来获取。

（三）、自然法是人定法的评断标准，是与人定法对立而存在，它一般不直接进入司法领域，而儒家法强调的“天道”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可以直接进入司法领域。[8]

对于西方自然法的这一特点，我们基本上也大可从《安提戈涅》中感知。安提戈涅在回答国王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

人们不知今天与昨天

但生命永恒：（无人能确定自己的生日）

我并惧怕任何人的狂怒，

（和革冒神的报复）因为蔑视的缘故。

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法中强调“天人合一”，人的行为应该顺应“天道”，“天道”是最高行为准则，当法律没有相应的条文调整时就可以用“天道”来调整。所以，中国古代儒家强调“礼”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二、对《法哲学论》一文不足的反思

用“大历史观”来看待西方的自然法的发展，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希腊时期），自然法的本质就是自然的理性，此时的自然法叫“古代自然法”。第二阶段（中世纪），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神学自然法”。第三阶段（近代），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财产权等等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古典自然法”[9]。第四阶段（二战后），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新自然法学”。而如果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儒家法的话，也可以划分若干个阶段。《法哲学论》一文忽视了两者的这一前后变化，而主要在静态的层面上将两者作了个比较，因此，这种论证从历史的向度上讲是论证的不充分。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所学与认识，从动态上宏观地比较认为两者有以下两个本质的不同。

（一）、西方自然法具有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而儒家法则不具备这一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