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执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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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


关于实行出海工作人员海上作业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

1985年11月19日，国家海洋局

各分局、研究所：
我局海洋调查船船员、调查作业人员的津贴制度，系一九八一年九月国家劳动总局以（81）劳总薪字128号文件批准建立的。实行这项制度对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稳定海洋事业队伍，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四年多来，情况已发生较大变化，需对现行标准进行必要的调整。为此，现将出海工作人员海上作业津贴暂行办法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执行远洋调查任务，津贴分为三类：一类为船长，政委，大副，轮机长和正副指挥，正副考察队长，首席科学家，以及副研究员以上高级科技人员，每人每天人民币二元；二类为其他正式干部每人每天人民币一元八角；三类为工人和见习人员，每人每天人民币一元五角。另外停靠外国港口每人每天加发外汇一点五美元；不靠外国港口每人每天加发相当一美元的人民币，不发外币。
二、执行中近海调查任务，继续执行局（81）国海劳字599号通知规定的标准。为鼓励出海执行任务，各单位可在当年或上年增收节支提成的奖励基金中给每人每天加发一元。这一元属奖励性质，所以在每一航次中的发放要从严掌握，按以下几条原则：
1、对全船，如发生经济损失较大的责任事故或影响很坏的政治事故不发；
2、对部门，发生较大的责任事故，本部门不发，船长、政委扣发一半；
3、对个人，发生责任事故的当事人不发，部门领导扣发一半，如还有不服从工作分配、打架斗殴、行窃等严重违犯组织纪律的不发。
三、近中海与远洋划分，见附图。在南北纬50°以远的极地洋区执行调查任务，海上作业津贴标准另行规定。
四、海上作业津贴计算办法：
按每个航次的测区所在位置，分别计算海上作业津贴：
测区在近中海，从离港口启航之日至返回港口之日；测区跨中近海和远洋，按实际所在海域的作业天数分别计算，往返航渡按近中海标准执行；测区在远洋，以第一近海锚地启航前往作业区之日至完成任务返回近海锚地之日，均以远洋标准执行。其余离开本船籍港的时间以中近海的标准执行。
测区跨远洋和南、北纬50°以远洋的极地洋区，按实际所在洋区的作业天数分别计算，往返航渡按远洋标准执行。
五、本暂行办法，自十二月一日起执行。由局劳动人事教育办公室负责解释。

关于海洋调查人员海上作业津贴暂行办法的说明
一、为什么要搞一个暂行办法？
海洋调查船船员和海洋调查作业人员的津贴制度，自一九八一年九月经国家劳动总局批准建立以来，情况有了较大变化，一个方面是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必然带来对津贴制度的影响，因为津贴是工资的补充形式，工资制度的改革，客观上也要津贴制度的相应变化；另一方面是我局组织了首次南极和南大洋考察，南极和南大洋考察的津贴比我局原规定的津贴标准略有提高，再加上国家对物价作了调整，我局原来的津贴标准是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上制定的，而在调整后的物价面前显得偏低了。鉴于上述情况，局拟向国家申请调整津贴标准和制定新的津贴制度，但国家批准要有一个过程。为适应当前一些调查任务的急需，局决定依据现有的规定，搞一个海洋调查人员海上作业津贴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二、暂行办法的政策依据是什么？
局制定这个暂行办法，主要依据国家劳动总局（81）劳总薪（81）128号文件、贯彻执行这个文件的（81）国海劳字第599号文件和南极考察委员会国南（84）33号文件、财政部（84）财外字第610号文件，以及国家关于工资改革后奖金发放的有关规定。
三、暂行办法与局原有规定有哪些变化？
局（81）国海劳字第599号文件规定津贴分为在港、近中海和远洋三个部分，暂行办法未涉及到在港的津贴标准，近中海和远洋有以下几个变化：第一，远洋津贴，按海上责任大小和艰苦程度不同分成三等，进一步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第二，执行远洋任务对靠外港和不靠外港的津贴分别作了明确规定；第三，对近中海调查，在继续执行原标准的基础上，由各单位收入留成的奖励基金开支，给每人每天加发一元的奖励。总之，暂行规定的津贴标准比原有的标准有实际的提高。
四、关于外汇补助问题
1、为什么执行远洋靠外港是给每人每天1. 5美元外汇而不像首次南大洋和南极考察那样给2.0美元外汇补助？
因为首次执行南大洋和南极考察任务时，正值国家实行出国人员伙食费包干，节余归己的办法，而执行考察任务人员当时还是伙食供给，并未包干，国家考虑到这一情况同意每人每天增加0.5美元作为临时办法，并不是批准的一种制度。 而现在国家对出国人员已取消伙食包干，再继续保留增加的0.5美元就不可能了。今后到南极和南大洋执行任务，只要船只未进入南纬50°以南洋区，就要统一执行我局暂行规定的标准。
2、执行远洋任务不停靠外港为什么不发外汇，这样会不会大家都要停靠外港？
执行远洋任务是否停靠外港，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来决定的，并报国家批准。不需要停靠外港能完成的远洋任务，我们不能向国家提出靠外港的申请，也相信广大船员和科技人员的觉悟，他们也不会为个人争得少量外汇而使国家增加外汇开支。由于不停靠外港，就无法向国家申请外汇额度，个人拿到的外汇也不能用。所以执行不靠外港的远洋任务就不发给个人外汇。
五、暂行办法执行到什么时候？
这个暂行办法下发以后，我们即向国家上报关于调整海上作业津贴的请示，在国家批准新标准前，局就按暂行办法执行。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执行一次远洋任务研究一次、改动一次海上津贴标准，甚至船到了海上还来电要求改动。暂行办法下发后，局领导要求，任何个人包括局领导自己和任何单位都不能自作主张，擅自变动，确有不合理的需要调整，必须经局办公会议讨论决定。
六、远洋与近中海的界线如何划分？
这次远洋与近中海的界线，是在原规定离中国海岸线四百海里为远洋的基础上确定的，具体为：北起朝鲜半岛的孟骨群岛的竹岛、楸子岛至济州岛的牛岛至日本大隅列岛的草垣岛连线，再向冲绳岛伸延至宫古岛东角、巴坦岛西岸，继续向西南伸延至东经115°和北纬15°的交点，直至沿北纬15°线向西伸延的一条折线，此线距大陆以近为近中海，以远为远洋。


浅论基因纠纷中法律责任的司法认定
刘长秋 刘迎霜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得包括基因技术纠纷、基因权利纠纷以及基因犯罪等在内的各种纠纷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司法实践中，成为司法者所必须应对的现实挑战之一。从司法实践中来看，对基因纠纷中的法律责任的认定问题已成为司法实务部门倍感棘手的一个问题，而该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严格的法理论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基因纠纷中法律责任的司法认定问题，对于司法者正确适用法律以维护司法公正，无疑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拟从相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三个角度对该问题加以研究。
一、基因纠纷中的民事责任之司法认定
基因纠纷就是指围绕基因技术和基因权利等问题而引发的各种纠纷。在民事方面，这类纠纷主要表现为四类：其一是基因技术合同纠纷，即由于当事人就基因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或者服务而签订合同时所引发的纠纷；其二是基因环境民事纠纷，即由于基因工程操作事故而对环境或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损害而引发的民事纠纷；其三是由于基因人格权、基因所有权及基因财产权等具体基因权利而发生的民事纠纷；其四是因基因治疗而引发的民事纠纷。那么，司法者对四种民事纠纷中的民事责任应如何加以认定呢？是适用统一的法律规定，还是不同的归责原则呢？我们认为，对于以上四种民事纠纷，司法者在具体认定法律责任时所适用的法律及遵循的归责原则是存在差别的。下面，我们将分别加以分析：
1．就基因技术合同纠纷而言，这类纠纷在本质上应属于合同纠纷，或者说得具体一点，应属于技术合同纠纷。我国现行《合同法》对技术合同作出了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这些规定显然也应当适用于基因技术合同。依此分析，我们认为，对于基因技术合同纠纷所引发的民事责任，司法者应当依照《合同法》关于技术合同的规定来加以认定。
2．就基因环境民事责任而言，这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应当适用特殊的法律规定与归责原则。首先，从民法学的角度来分析，在基因工程对环境及周围人们的人身健康或财产具有潜在负面效应的情况下，基因工程作业实际上属于高度危险作业，而一旦从事这种作业的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其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就应当是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致害人主观上无过错，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其次，从环境法学的角度来看，基因环境民事责任说到底是一种环境民事责任，对于该种责任，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环境保护法》都分别有明确规定，即由致害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3．就基因人格权、基因所有权及基因财产权纠纷引发的民事责任而言，我国现行民法还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然而，由于基因人格权、基因所有权与基因财产权本质上也分别是人格权、所有权及财产权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对这种民事纠纷所引发的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可以比照民法关于人格权、所有权及财产权的规定进行，在归责原则上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并在进行诉讼时，遵循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
4．就基因治疗所引发的民事责任问题，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笔者以为，由于基因治疗也是一种医事行为，因而其民事责任的认定就应按照与一般医事行为相同的归责原则来进行，在具体认定时适用医疗法的有关规定，在诉讼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医方（或治疗方）承担举证责任。
二、基因纠纷中的行政责任之司法认定
因基因技术、基因权等问题引发的民事责任是基因纠纷中最为常见和主要的一种责任纠纷，除此之外，基因问题还会引发一些行政责任纠纷，这种纠纷也是一种较为重要的法律纠纷。根据责任归属的不同，基因纠纷中的行政责任可以被分为两类：一是由国家所承担的行政责任，二是由作为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和单位所承担行政责任。这两种行政责任归属的司法认定都必须以基因技术法的明文规定为依据。
首先，就国家所承担的行政责任来说，这种行政责任主要是由于主管基因科技的生命科技主管部门违反基因技术法的规定，不履行监管职责或者错误行使监管权引发的，其产生直接根源于生命科技行政主管机关的基因科技监管权。基于此，我们以为，对于基因问题所引发的该种行政纠纷之行政责任的司法认定，应当以现行基因技术行政法对基因科技行政主管机关之行政职责的规定为法律依据。我国现行基因技术法基本上都对基因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因此，基因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是否严格依照这些规定而认真履行职责将是认定基因技术与基因权行政纠纷中的行政责任的一个主要依据。例如，我国《人类遗传资料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共同负责管理全国人类遗传资源，联合成立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而第八条则紧接着规定，“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暂设在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务院科学技术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行使以下职责：（一）起草有关的实施细则和文件，经批准后发布施行，协调和监督本办法的实施；（二）负责重要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遗传资源的登记和管理；（三）组织审核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国际合作项目；（四）受理人类遗传资源出口、出境的申请，办理出口、出境证明；（五）与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有关的其他工作。”依据这些规定不难得知，作我国人类遗传资源行政主管机关的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具有“负责重要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遗传资源的登记和管理”等的行政职责，假如其不履行这些行政职责，对重要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的遗传资源不予登记和管理，则就显然违背了其行政职责，依法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其次，就行政相对人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来说，这种行政责任是由于行政相对人实施了违反基因技术行政法的行为所导致的。基因技术行政法作为法律，具有普遍适用性，任何人都须遵守。这一点，对一般公民或组织来说如此，对专门从事基因科技活动的个人与单位而言，更是如此。为了保障基因科技活动的规范进行，我国基因技术法对行政相对人的基因科技活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果要进行基因科技活动都必须依照这些规定来进行，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如被处以行政罚款等。因此，对从事基因科技活动的行政相对人行政责任的司法认定也必须要以相关的行政相对人是否违反基因技术行政法的规定为依据，如果其违反了基因技术行政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就应认定由其承担行政责任。这是认定基因纠纷中作为行政相对人一方的基因科技研究、开发单位及基因科技工作者行政责任的一个基本准则。
三、基因纠纷中的刑事责任之司法认定
基因问题还可能会引发刑事责任。具体而言，在基因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或咨询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严重的违法行为以致构成了犯罪，则相关行为人须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例如，在进行基因技术研究过程中，非法向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生物，造成重大环境资源事故的；或者在基因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获取他人基因而造成基因所有者死亡或伤害的；再或者，在从事基因技术开发的过程中，违反国家保密法的规定，泄露国家基因科技机密的……。这些行为都将会触犯刑律，而相关行为人依法也都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如何具体认定这些责任呢？我们以为，司法者应当从主体、客体、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这四个方面具体考察相关行为的犯罪性。具体来说：
1．在主体方面，行为人是否属于刑法所规定的该类犯罪的主体范围。例如，我国刑法规定的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犯罪主体须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如果认定泄露国家基因科技秘密的行为人应承担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刑事责任，则泄露国家基因科技秘密的行为人就必须符合该罪的主体特征，即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否则，就不应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在客体方面，行为人的犯罪性为所侵害的是为刑法所保护的特定客体。还是以泄露国家基因科技秘密为例，如要认定行为人承担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刑事责任，则行为人泄露国际基因科技秘密的行为需要以侵害国家的保密制度为前提。如果行为人的泄密行为没有侵害国家的保密制度，而是侵害了单位的保密制度，则也不能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认定行为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3．在客观方面，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特定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要求。如非法向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生物造成环境资源事故的，如司法者认定该种行为的行为人应承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事责任，则依照刑法规定，必须符合以下两项要求：（1）行为人违反了法律关于环境资源保护的规定；（2）行为人实施了向环境中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包括转基因生物）的行为。否则，就不得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也不得要求行为人承担这一犯罪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4．在主观方面，行为人须具有过错，即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假如行为人实施了相关的危害行为而其主观上却并无过错，或者一定的危害后果是由意外事件所引起的，也不得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而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本文发表于《山西审判》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