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对《关于外国人在中国摄影问题的规定》第二项具体说明

上一篇: 北京市商品房销售价格管理暂行办法
下一篇: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

第184号

　　《山东省车用乙醇汽油推广使用办法》已经2005年12月26日省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月8日起施行。

　　　　　　　　　　　　　　　　　　　　　　　　省　长　　韩寓群
　　　　　　　　　　　　　　　　　　　　　　　　二○○六年一月七日

山东省车用乙醇汽油推广使用办法

　　第一条　为调整能源结构，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促进农业生产，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济南、枣庄、泰安、济宁、临沂、聊城、菏泽七个设区的市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

　　在前款规定的七个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以下简称推广使用区域)生产、储运、销售、使用车用乙醇汽油以及进行相关活动的，应当遵守本办法。

　　军队特需、国家储备和特种储备用油，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车用乙醇汽油，是指按照国家标准、用变性燃料乙醇和组分汽油混合形成的清洁型燃料。

　　本办法所称变性燃料乙醇，是指按照国家标准、加入变性剂后不能饮用的乙醇。

　　本办法所称组分汽油，是指用于调配车用乙醇汽油的调合燃油。

　　第四条　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应当遵循定点生产、定向流通、全程监管和高效便民的原则，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

　　第五条　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应当坚持政府统—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并建立健全下列责任制度：

　　发展和改革部门负责车用乙醇汽油推广使用的综合管理工作;省发展和改革部门负责车用乙醇汽油调配中心建设的规划与指导。

　　经贸部门负责加油站改造的监督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车用乙醇汽油市场的监督管理。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车用乙醇汽油质量、计量的监督管理。

　　环保部门负责车用乙醇汽油对环境影响的监督管理。

　　公安部门负责车用乙醇汽油推广使用消防安全的监督管理。

　　交通、财政、税务、价格、安全生产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车用乙醇汽油的推广使用工作。

　　第六条　建设车用乙醇汽油调配中心的，应当符合国家和省建设规划的要求。

　　车用乙醇汽油调配中心应当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调配车用乙醇汽油，并负责统一向推广使用区域内所有的加油站供应。

　　第七条　除国家和省确定的车用乙醇汽油调配中心、变性燃料乙醇生产企业和组分汽油生产企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车用乙醇汽油、变性燃料乙醇和组分汽油的生产或者调配。

　　国家和省确定的组分汽油生产企业，其产品符合行业标准的，车用乙醇汽油调配中心应当收购。

　　第八条　生产、储运、销售车用乙醇汽油、组分汽油和变性燃料乙醇的，应当遵循有关技术规范，确保产品质量。

　　第九条　推广使用区域内的加油站应当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时间完成改造。未进行改造或者改造后未达到技术规范要求的加油站，不得销售车用乙醇汽油。

　　第十条　推广使用区域内的加油站，不得销售添加甲醇等其他的车用汽油燃料。

　　第十一条　车用乙醇汽油的零售价格，由省价格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本省实际提出调价方案，报省人民政府同意后公布执行。

　　第十二条　车辆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在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前，按照自愿原则对车辆进行清洗。

　　从事车辆清洗的维修企业，应当具备相应的技术条件，并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清洗车辆。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车辆清洗工作的技术指导。

　　车辆清洗的收费标准，由省价格主管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三条　推广使用区域内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推广使用区域边界公路入口处以及推广使用区域内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立“车用乙醇汽油使用区、不销售普通汽油”的指示标志。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生产、储运、销售不合格的车用乙醇汽油、变性燃料乙醇、组分汽油，或者违法销售添加甲醇等其他的车用汽油燃料的，由县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擅自提高或者降低车用乙醇汽油零售价格，或者有其他价格违法行为的，由县以上价格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办理有关手续，擅自从事车用乙醇汽油、变性燃料乙醇和组分汽油的生产或者调配的，由县以上发展和改革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规定进行改造或者改造后未达到技术规范要求的加油站销售车用乙醇汽油的，由县以上经贸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从事车辆清洗的维修企业不按照有关技术规范清洗车辆的，由县以上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6年1月8日起施行。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 何家弘


（一）


1998年春天，我参加了侦探小说作家联谊会组织的武夷山采风活动，然后又作为中国-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收集积累素材并进行初步创作，后来于暑假期间完成了一部解读证据法学的小说——《黑蝙蝠·白蝙蝠——证据的困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在该书中，我借当事人之口，系统讲述了证据法学的内容，特别介绍了一些外国的证据制度和规则。在当时，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对于普及证据法学的知识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十多年过后，当我要修订这部小说的时候，发现那些证据法学的内容已有些过时，而且会削减读者阅读犯罪悬疑小说的兴趣。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删除那部分内容，仅保留基本的故事框架。另外，正在把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出版的法国黎明出版社编辑在来信中说，法国读者很喜欢小说中的“洪钧-宋佳组合”，希望在这部小说中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于是，我让宋佳走进了“武夷山疑案”的审判法庭，也算是满足了读者的一个愿望。修订之后，这部小说的名字也改为更符合创作本意的《无罪谋杀》。


刑事司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但是，在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这都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不仅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有刑事错案，譬如中国，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刑事错案，譬如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许多州都建立了“无辜者中心”，通过“无辜者行动”对可能错判的案件进行复查，至今已通过DNA检验，发现并纠正了约380起错案。


（二）


2011年4月7日至11日，我应邀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市参加了“2011年无辜者协作网研讨会——错判的国际探索”，并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刑事错案问题的主题发言。在研讨会上，来自墨西哥的代表罗伯托·赫尔南德兹放映了他执导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披露了墨西哥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该片名为《有罪推定》，其寓意发人深省。


2012年8月7日至8日，“预防刑事错案国际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顺利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主题是“完善司法制度，预防刑事错案”，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和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16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预防刑事错案，需要改良我国的诉讼制度，例如转变刑事庭审虚化的现状和改良陪审徒有虚名的制度，也需要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例如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和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司法人员还必须转变司法观念。


司法观念是指司法人员在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并指导其行为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状态。就刑事错案的预防来说，司法观念的转变包括十个方面：（一）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二）从权力本位的司法观转向权利本位的司法观；（三）从长官至上的司法观转向法律至上的司法观；（四）从军事斗争的司法观转向文明公正的司法观；（五）从暗箱操作的司法观转向公开透明的司法观；（六）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公正观；（七）从有罪推定的办案观转向无罪推定的办案观；（八）从侦查中心的程序观转向审判中心的程序观；（九）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十）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科学证据的证明观。


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司法人员不能直接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证据去间接地认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司法人员的这种认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预审人员，无论是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他们就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决定都难免出现误差。这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了的事情。


从办案的客观结果来看，误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罪者当成了无罪者。于是，该抓的没抓，该关的没关，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总之，是放纵了坏人。另一种情况是把无罪者当成了有罪者。结果，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不该起诉的起诉了，不该判刑的判了刑，总之，是冤枉了好人。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前者统称为“错放”，把后者统称为“错判”。


在案件中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人员面临两难的选择。放吧，可能放纵坏人；判吧，可能冤枉好人。当然，有人会说，继续调查嘛，案情总能水落石出，但是，受人力、物力、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继续调查只是一句空谈，或者是一厢情愿。换言之，有些案件就是无法查至水落石出。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司法观念。


（三）


我们的民族传统似乎是宁愿“错判”也不要“错放”的。诚然，我们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坚决反对“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但是，让我们接受西方那种“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的观点亦有困难。有人认为，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是使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两相比较，后者的损害轻于前者。换言之，如果一定有错的话，那么这错误最好由个人承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我并不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了社会中；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一个真正的罪犯。2010年震惊中国的赵作海冤案和2013年颇受关注的“浙江张氏叔侄冤案”都是很好的例证。另外，错判还有一个严重的潜在危害，那就是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司法乃至国家的信念！由此可见，“错判”的危害要大于“错放”的危害。因此，在案件事实处于模糊状态时，办案人员的选择应该是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这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基本要求。


于是，我在《无罪谋杀》的题记中写到：“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之前,应该先被假定为无罪者,然后由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既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也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如果公诉方不能用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法院就应判被告人无罪。简言之，疑罪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