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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的“血手”与河北省高院“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

裴玉良


“大家都看见了辛普森沾满鲜血的手，但法律却不能说已看见”。-------辛普森谋杀案的主审法官在陪审团裁定辛普森无罪后如是说。
大家都对被告是否有罪存疑，但法院却说有罪，并作了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河北省高院对承德市“7.30”，“8.16”案件判决后人们的疑问。
1994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人案，把许多人的眼球从奥运赛场吸引到了美国的法庭上。1994年6月12日，黑人橄榄球前明星辛普森的前妻及其男友被利刃割喉致死，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两被害人及辛普森的血迹，也发现了辛普森的头发和一只血手套，在辛普森住宅中发现了一只与案发现场属于同一副的血手套和一双血袜子，在其汽车上也发现了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血迹，警方遂将辛普森作为重大犯罪嫌疑人予以起诉。面对“血证如山”的控方指控，腰缠万贯的辛普森重金聘请的“梦幻律师队”，利用控方证据的漏洞，将检察官和警方证人驳得目瞪口呆，说服了陪审团的全体成员，使陪审团成员们相信，“辛普森并不一定是罪犯，案犯极有可能另有其人或辛普森被栽赃陷害”，最终裁定辛普森无罪开释。美国有关机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辛普森就是“杀人犯”，但同时认为，既然法院认定辛普森无罪，在法律上他就是无罪的，人们应该对司法判决保持尊重。表现了美国民众成熟的法制观念和对独立司法的尊重。“上级法院”也没有受到“民愤”的影响予以改判，美最高法院也没有象中国最高法院对“刘涌涉黑案”提审改判死刑那样主动干预下级法院的司法活动，也体现了中美两国国司法制度的差异。
巧合的是，在同一年的同一个夏天，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也发生了一起与美国“辛普森谋杀案”近似的人命大案，但结局却大相径庭。
1994年7月30日、8月16日，河北省承德市连续发生两起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最终确定陈国清、何国强为“7，30”案件犯罪嫌疑人，“8，16”案件为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所为。经过承德中院四次一审判决，整整经历了将近十年，由同一中级法院、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被告先后四次判处死刑，直到2004年3月26日，河北省高院对承德市“7.30”，“8.16”两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三名被告死缓和一名被告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中美两国的司法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当然是两案结局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但本文不比较这种差异。两案从技术角度讲，都涉及到证据的运用，尤其是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问题。辛普森谋杀案中控方指控被告谋杀罪的关键证据是“血手套”、“血袜子”和“血液检验报告”等间接证据，没有一个直接证据，正是由于这些间接证据本身存在的疑问使得陪审团作出了被告无罪的判决。承德“7，30”和“8，16”案件中，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是两个，一个是杀人凶器---刀子，一个是提取的烟头上唾液的化验报告，也都是间接证据。这是两个案件中最为相似的地方。当然也有明显的区别，辛普森案件中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没有被告口供，也就是没有直接证据，而承德“7，30”和“8，16”案件中被告人是有口供的，至于口供是如何获取的，有无违反法律的地方，有无使用刑讯逼供，法院的各种判决均予以回避，但从被告人反复“翻供”以及身上的伤痕看，不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由于我国对刑讯逼供严厉禁止，因此获得的证据是违法的，因此连法院的判决也对口供的运用持慎重的态度，而将对被告们定罪量刑的重点放在间接证据的认定和运用上。既然两个案件都主要是间接证据的运用，那不妨从专业角度比较一下两个案件中对间接证据是如何认定的，看看是否有所启发。
先简单分析辛普森案件，美国法庭上对间接证据是如何判断的。在杀人现场发现的一只血手套与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一只血手套是同一副。而且都有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血液，可是两只手套没有任何破裂和刀痕，里面也没有被告人的血迹，说明辛普森手上的伤口与凶杀案可能没有关系。警方证人证明在被告家中发现的血手套在提取时血液还是湿的，而这时距案发已有7个小时，血迹应该已经干透，不应该是湿的，这不排除有人栽赃陷害的可能。另外，即使是被告人作案，在将凶器和血衣隐藏后，再专门跑到房子后面单独藏匿血手套也不符合常理，最后，在法庭审讯时被告当场试戴手套的试验也给人不相符合的感觉。所有这些疑问，使得陪审团得出结论，手套不一定是辛普森作案时使用的。
控方指控辛普森的另一重要证据，是血迹化验和DNA检验报告。在案发现场发现了辛普森的血迹和毛发，在案发现场几公里外的辛普森家中发现了被害人的血迹，在案发现场和辛普森家中发现的同一副手套都有辛普森和被害人的血迹，在辛普森的卧室中发现了有被害人血迹的袜子。经血液化验和DNA检验的证据是不会错误的，控方证据堪称“血证如山”，但由于警方取证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严重失误，使得陪审团产生了辛普森有被陷害可能的认识，没有达到“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排除被告不可能涉嫌犯罪的一切可能”的间接证据运用规则，从证据角度讲不能认定辛普森就是罪犯，这也是无罪判决的重要原因。比如警方第一次对辛普森审讯时，在辛普森放弃沉默权的情况下，警方居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被告口供；再比如出警的警察在案发现场停留后，又直接进入几公里远的辛普森家中，因此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被害人的血迹很有可能是警察无意带入的，使得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被害人血迹的证据效力大打折扣。警方发生的更为致命错误，是警员将从辛普森身上抽出的血液样品加入浓度很高的防腐剂（EDTA）后，又直接到案发现场停留了很长时间才交给血液检验人员，而在案发现场发现的辛普森的血液恰恰含有同样的防腐剂(EDTA)，并且法庭上提交的辛普森血液的数量少于当初警员抽取的血液数量，这使陪审团怀疑证据已经受到了“污染”。
以上的简略分析说明，辛普森之所以被陪审团宣判无罪，和警方取证过程中忽视现场勘查常识，违背程序公正的诉讼原则具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警方的失误导致了案件的最终结局。
从承德市“7，30”和“8，16”案件审理过程中表现出的证据本身的矛盾看，之所以案件久拖不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警方的调查取证失误有密切的关系，更和法院对这些有重大疑问的证据在没有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情况下就予以采信有关。
首先对杀人凶器----刀子进行分析，案件分别发生在7月30日和8月6日，但围绕刀子有两份刑事技术鉴定报告，第一份是1994年7月31日鉴定报告，而这时距案发仅仅只隔一天，犯罪嫌疑人还没有确定，那么刀子是从哪里获得的？是不是案发现场发现的？应该在审判时由公安机关予以作证作出合理解释，否则鉴定结论认定刀子上有被害人的血液就没有意义。公安机关1994年11月2日从被告陈国清家中提取一把自制单刃刀子，1994年11月4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承德市公安机关送检的单刃刀子所作的第二份鉴定结论，只是证明了上面的血迹与被害人之一的血迹血清同为“阴性”。至于鉴定的刀子是否与从陈国清家中提取的刀子一致？是否与第一次鉴定的刀子想混淆？第一次鉴定的刀子与第二次鉴定的刀子结论一致，但两次鉴定的对象是不是同一把刀子呢？公安机关的当庭作证和两级法院的数个判决均未涉及，这是产生疑问的重要原因。况且，仅凭公安部技术鉴定认定送检刀子上的血迹与被害人之一的刘福军血清均未“阴性”，就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意味着被告作案的可能性只有50%，因为人的血清不是阴性就是阳性。
其次，作为指控被告人到过现场进入过被害人出租车内的物证-------烟头，从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报告和现场录像看没有记载有关内容，也没有现场提取物证的照片，公安机关只是在审判过程中说明是在案发现场的出租车内提取的。被告人一方辩解说烟头是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在看守所被提取的，而公安机关却无有力证据证明烟头是在现场提取的，说明公安机关的取证是有缺陷的，这种重大失误会导致诉讼的严重障碍，使得法院在判决中也难以进行充分的说理。同时，对烟头所作的鉴定是在1994年8月23日，证明烟头上唾液为“A"型，与被告人之一的杨士亮血型、唾液一致，但这时被告人均未被抓，他们的血型鉴定又是从何而来？
除了上述两个关键证据的重大缺陷外，本案还有其他很多疑问，包括证明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为何没有采用，预审时有无刑讯逼供等。但关于凶器和烟头唾液鉴定的疑问无疑是本案中引起争议最大的问题，无论被告们是否还要继续申诉，无论最终结局如何，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勘查现场、审讯嫌犯、进行鉴定时，都应考虑审判程序中证据的适用、辩方的质证以及社会大众的监督问题，切不可以为破案了就大功告成。


浅议典当的法律性质

陈兆利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活动发展，典当行业日益兴旺。遗憾的是，有关该行业的法律性规定至今尚付阙如，以致影响了行业的发展。笔者从考察当铺行业的实际习惯角度，对当的法律性质略作探讨。

[关键词]典 当 营业质权 附条件买卖

当铺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据信发轫于汉代，形成行业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佛寺。在佛寺中设有名为质库的机构，为其肇始。[1]制度确立后，两千年间几乎没有变化。解放后取缔了这个行业，1987年恢复。现在这个行业的经营者，名称通称典当行。实际上，这个名称不准确，因为典与当是两回事，现在的典当行并不经营典，而只是当。（为方便计，本文称其为典当，请读者留意。）[2]并发展至兼营抵押借款业务，与银行业务形成交叉。衍至今天，典当已成为社会融资、理财的方式和方便生活的手段，并成为中小企业融资新渠道。迄今为止，恢复典当业20年了。其间，主管部门换了多次，部门管理规章也几经变动。现行的专门法规，只有2005年4月1日实施的商务部、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典当管理办法》，性质上是部门管理规章，法律位阶较低。刚刚颁布的物权法又将草案中规定的有关典当制度内容删除，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本文拟对当的法律性质谈一下自己的浅见。

从目前主流观点来看，均认为当的性质是营业质权。史尚宽《物权法论》即作此论，台湾民法典也如此规定。持此观点的人，把当户出当取得当金视为一种借贷关系，把当视为一种特殊的质权，用以担保当户归还借贷的当金。区别于普通质权之处在于，质权人的主体特殊，只能是典当行。内容也特殊，不适用普通质权的禁止流质规则和实现质权时的清算规则，即当户到期不赎，当物的所有权就归典当行所有。典当行多不退、少不补、当铺无须一定要拍卖当物以偿还当金，当铺利益自享、风险自担。[3] 这个观点较之现在《典当管理办法》的规定，是一种很大的进步。现在的《典当管理办法》规定，当物估价金额在3万元以下的，典当行可以自行变卖或者折价处理，损溢自负。 3万元以上的，仍然要按照《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处理。也就是禁止流质，实现质权要清算，剩余部分应当退还当户，不足部分向当户追索。这个办法规定了三万元的一条线，没有任何理论上的依据，硬是把当这一回事弄成了两回事。直接的影响是，混淆了当和银行借贷抵押、质押业务的关系，使现在典当行和银行贷款业务挤进一条车道里，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金融秩序。主持起草《物权法》的专家，本拟将当规定为营业质权写入物权法，未获成功。实际上，典当业有着自己的特性，完全可以在完善法律的基础上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无须跟银行挤在一起争食。

但是，笔者并不同意当是营业质权的观点。笔者的疑问来自于对当的法律关系的分析。首先来看一下学者对于当的法律关系的分析。[4]

1、当的当事人间存在着类似借贷关系：当事人间的借贷关系是以存在着持当人以提供质当物为担保的前提下，所成立的借贷关系。但是若持当人未为取赎，而愿意将质当物所有权移转给当铺业当事人，则持当人原则上不再负有取赎（清偿债务）的责任。

2、当铺业当事人就持当人所提供的质当物具有「担保」的效力：当铺业当事人就持当人所提供的质当物虽然具有担保的效力，但仍然与一般的「担保物权」有所不同。因为担保物权的主债务人在担保物的价值不足清偿债务时，仍负清偿的责任；而当则可以不取赎。[4] 以上分析有以下疑点：一、当的当事人之间存在着类似借贷关系，但是当户却可以不取赎当物，从而不清偿债务。二、当户可以不取赎当物，从而在当物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下，不符清偿的责任。有了以上两个例外，是否还能坚持当是一种借贷质押关系？　

从绝当后典当行权利的内容和实现方式上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为营业质权”这一定性的合理性。如果说当是一种营业质权，其逻辑内涵就应当包括出当是为当户借贷的款项质押担保，当户自从取得当金时刻起，就负有到期偿还本息的义务。但而当这种法律关系却并不是这样。当户到期并没有必须偿还本息的义务。如果他到期不回赎，典当行无权要求其必须偿还（取赎），只是当物的所有权就转移至典当行所有。当户取赎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当铺对当户并不享有债权。如果把当视为营业质权，把当金视为借贷，对此就不好解释。笔者认为，当户出当，实际上是对当物的一种附条件的出卖，当户保留将当物到期取赎的权利，也就是买回权。如果到期不回赎，就成为“绝当”，当户放弃了买回权，典当行有权就此处理当物。正因这个不是对借贷的担保，而是买卖，所以多不退、少不补，损益均由典当行承担。当户无取赎的义务，取赎与否悉听尊便，合同对其无约束力，这是与借贷截然不同的合同关系。相应地，对典当行而言，自然也就没有请求当户取赎的权利，相反，典当行要遵守合同约定，保障此取赎权利的实现，不得拒绝。所以，取赎是一种权利 。

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当后当物的风险由谁承担呢？根据典当行的习惯，这种风险由典当行承担。如果将当的性质定义为营业质权，那么风险就会由当户承担。根据是《物权法》第二百一十六条。“因不能归责于质权人的事由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或者价值明显减少，足以危害质权人权利的，质权人有权要求出质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出质人不提供的，质权人可以拍卖、变卖质押财产，并与出质人通过协议将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当物如果毁损或灭失，典当行无权要求当户另行提供担保，也无权要求当户在当物价值贬损低于当金的范围内对其承担赔偿责任。这正说明当的性质不是营业质权，不是借贷当金的担保，当的性质就是附条件的买卖。因为当户有买回权，典当行的所有权是受到限制的，典当行在当期内不得出租、质押、抵押和使用当物。同时，典当行向当户收取按时间计算的综合费用，（其含义是保管费用、管理费用等）。

有观点认为，在出当的时候，当的法律性质是不明确的。如果当户取赎，就成为完整的准借贷关系（其中的保管及收费内容是一般借贷合同所没有的，它成为附随义务，不产生对价关系），如不取赎则变成买卖合同关系，此间所产生的利息与费用就成了当铺取得当物的除当金以外的对价。[5]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法律行为，都有其明确的法律性质，出当也不例外。不能说出当后取赎就是借贷，将来不取赎就是买卖。例如在当期内因不可抗力当物灭失，因取赎还未发生，就无法以取赎与否决定当的法律性质。如果是借贷关系，作为担保物因不可抗力灭失，典当行应当不予赔偿，当户仍然需要清偿当金。如果是买卖关系，典当行买受风险自负，无权要求当户清偿当金。可见，这种观点将导致实践上的困难。因此，笔者认为，当的法律性质就是附买回权的买卖关系。在目前的《典当管理办法》中，立法者把典当等同于借贷，所收财产自然也就成了回收当金的担保。所以，法律允许债权人除了对担保物品进行价值上的支配以外，对该价值不足债权的部分还可以继续向债务人请求偿还。由于债权人就担保物品所取得不是所有权，而仅仅是与债权额等值的价值支配权，多出债权的部分自然仍然归属于物主所有。在这里，回赎也就变成了偿还，权利变成了义务。这样的规定，显然是混淆了借贷质押法律关系和当的法律关系，并在实践中导致了典当行于银行借贷业务的交叉，实有纠正之必要。同时还导致以3万元为界，使典当行对3万元以上的业务只能采取费时费力的变卖清偿的办法，并变相进入了金融业务领域，极大地限制了典当行的业务发展。相反，如果正本清源，还当铺以其本来的面目，不但可以规范典当业，保证金融秩序，并可以使典当行在其本来的领域内体现其灵活的优势，更好地为经济生活服务。当然，今天不同以往，当物的价值不断增大，多不退少不补的惯例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造成不公平的后果，甚至形成变相的高利贷，这一点也是要防止的。但是，笔者认为，实现这个目的不能靠取消典当的本来面目、抑制典当的活力来实现。通过实化诸如显失公平等法律原则的方式，应当可以达到既促进典当业的健康发展、又保护公平的市场秩序的目的。


注释：
[1]《南史•甄法崇传》“法崇孙彬，彬有行业，乡党称善，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金五两，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详细记载了寺院的借贷活动。
[2]典权，是指当事人一方依照双方的约定，向另一方支付一定的金钱而占有、使用、收益其不动产，并于约定的期间届满后，返还其占有、使用、收益的不动产，另一方返还所收取的金钱的权利义务关系。
[3]参见王利明《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梁慧星《对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不同意见及建议 》。
[4]赖国钦《典权的性质与相关法律关系的探讨(二)—兼论典权制度的存废》。
[5]李顺章《当的法律性质是活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