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焦作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规则（修订稿）》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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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辽宁省委 辽宁省人民政府


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减轻农民负担若干政策的规定
中共辽宁省委 辽宁省人民政府



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有关政策规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中发〔1996〕13号）、《中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1996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通报》（中办发〔1997〕12号）下发后，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普遍加大了工作力度，全省农民负担已明显减轻。但是，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从根本上解决，中央和省减轻农民负担的有关政策在一些地区
和部门还没有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违反政策规定，加重农民负担现象仍时有发生。有的置中央的三令五申于不顾，继续执行或擅自恢复中央和省已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有的违背中央规定的审批程序，自行出台涉及农民负担项目；有的虚报农民人均收入，借机向农民多收费；有的频繁调整
土地，借机扩大机动田面积，多收土地承包金；有的违背大多数农民意愿，借口搞规模经营，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搞高价承包；有的不顾“两工”（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以出劳为主的原则，强迫农民以资代劳；有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甚至违法乱纪，非法
强行向农民收取钱物。这些做法严重地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已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对此，各级党委、政府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务必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切实把农民不合理负担减下来。根据中发〔1996〕13号、中办发〔1997〕12号文件精神，现就
全省减轻农民负担的若干政策作如下规定：
一、严格执行国家的农业税收政策。“九五”期间，全省农业税收不出台新的提高税负的政策。各地非法设立的税种和擅自提高的税率一律予以取消。农业特产税、屠宰税必须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指标，不得按人头、田亩或牲畜存栏头数平摊。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不得重复征收。

省地税局要会同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等部门进一步完善涉农税收的稽征办法，并按规定的程序向社会公布。每年年底前，要开展一次涉农税收的执法检查。今后，乡（镇）税务部门每年都要向农民公布征收的税种、税率、税额、征税起止时间和稽征办法等。农民纳税时，税务部门要付给农
民纳税收据。
二、严格管理和监督提取使用村提留乡统筹费。按照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改革完善村提留乡统筹费计提办法。从1998年起，全省村提留乡统筹费由过去以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依据改为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依据计提，并一律不得突破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限额。要随着农村
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把农民实际负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的比例逐步降下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农户上交村提留乡统筹费额一定几年不变、按年度收取的办法。对从事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的农户，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合理确定村提留乡统筹费的提取比
例。
适当减免贫困户、受灾户的税费负担。对国家确定的贫困县中的特困村，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可免除农民承担的乡统筹费；对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户，经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报乡人民政府核实、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免除全部或部分村提留乡统筹费。对受
灾地区的农民可适当调减村提留乡统筹费；对受灾严重的农户，经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报乡人民政府核实、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免交全部公益金和公积金。因执行上述减、缓、免政策而减少的税费收入，不得分摊给其他农户。
建立和完善农民负担监督和管理各项制度。继续坚持农民负担预决算制度，严禁平调、挤占和挪用村提留乡统筹费。全面实行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农民按卡交纳村提留乡统筹费和承担劳务，对监督卡以外的收费，农民有权拒付。认真执行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严肃处理违法违纪行
为。除用于乡镇政府开支的乡自筹和乡统筹资金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外，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分别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农村经营管理机构统一管理。使用乡统筹费，一律实行报帐制，其开支项目一律不得定比例。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在乡统筹费中列支，其比例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
．5％。村提留应占提留统筹费的50％以上，一般地区应掌握在60％左右。坚持实行民主监督制度。乡农村经营管理机构要组织村会计每月集体办公一次，杜绝不合理的开支入帐，管好用好集体资金。各地要普遍设立农民负担监测网点和农民负担义务监督员，并逐步发展为义务监督组
，随时监督和反映农民负担状况。认真实行村级财务公开制度，逐步设立公开村财务的揭示板和举报箱，举报箱由村民主理财小组组长或农民负担义务监督组组长负责开启，并按规定向上级报告情况，请求调查处理。要定期公布帐目，并允许村民查帐，接受群众监督。真实地统计和上报农
民人均纯收入和各项统计指标，严禁虚报浮夸。
三、严格控制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限额和使用范围，坚决制止强制以资代劳的行为。农村每个成年劳动力每年承担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合计不得超过30个工日，并要根据有关规定合理使用。因抢险救灾、农田基本建设等确需增加用工的，必须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义务工和劳动
积累工应坚持以出劳为主，不得强行以资代劳。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不得向乡村下达以资代劳指标。农民自愿以资代劳的，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批准后，可以由农民出资自己雇请劳动力，也可以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以资代劳资金，统一雇请劳动力。农民自己雇请劳
动力的，代劳金由双方协商确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雇请劳动力的，其工值应比照当地同等雇工费标准计收。需集体统一雇请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收取的以资代劳金，属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资金，由村统一纳入帐内并按其使用范围管理，不得把以资代劳金上交县、乡有关部门管理。农村
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不得跨乡使用，抢险救灾、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公路建勤用工等确需跨地区调剂使用的，须报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县级公路建勤工范围，仅限公路沿线15公里以内的有关乡、村；每年每个劳动力不超过3个工作日，机动车和畜力车每年每台（辆）不超过2
个工作日，并于每年年初由县交通主管部门做出计划，报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下达到乡镇。公路建勤工应坚持以出工为主，不得强行搞以资代劳或提高工时费标准。如因出工不便确需以资代劳的，须报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劳动力以资代劳工值比照当地农村雇工标准；
畜力车工一般不超过劳动力工值的2倍；小四轮等机动车工一般不超过劳动力工值的4倍。除抢险救灾外，农民劳务超限额的，要付给农民合理的劳务报酬。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出工搞开发性生产的，由开发项目的受益者给非受益者合理的劳务报酬，其用工数不计入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限额。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管理办法。
四、严禁一切要求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各级政府和部门不得违反规定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出钱出物出工，不得脱离农村实际制定统一的标准和下达统一的量化指标，也不得以检查验收和评比等形式搞变相的达标升级活动。
五、严禁在农村进行法律规定外的任何形式的集资活动。各地区、各部门均不得出台任何面向农村的集资项目。农村教育所需公用经费补贴，主要从乡统筹费中的乡村两级办学经费中解决。因学校险房改造、维修资金不足确需集资的，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自愿、量力的原则，从严
控制数量和标准，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批。省教育主管部门要会同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抓紧制定教育集资管理办法，以规范全省教育集资行为。各级政府及部门组织兴办的道路、电力、通讯、广播电视等建设项目以及城镇公益福利项目，不得向农民集资。
农民在村范围内兴办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应从公积金和公益金中列支。资金不足的，须经2／3以上村民讨论同意后，由群众自愿筹集，报乡农村经营管理机构备案，按照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给予集资者合理的经济利益，并办理集资手续，定期返还。
六、严禁向农民的一切乱收费、乱涨价、乱罚款。“九五”期间，停止审批一切面向农民的新的收费项目。凡中央和省已明令取消的项目，一律不得恢复，仍在执行的要坚决停止；擅自设立的收费项目要坚决取消；偏高的收费标准，要坚决降下来。各级政府对一切涉及农村的收费项目
，要逐项逐条进行清理审核。对清理审核后合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及时向农民公布，未予公布的收费项目，应一律停止收费。对于确需收取一定服务费的服务项目，应按其服务质量和数量，坚持农民自愿原则，由物价部门会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等部门制定收费标准，不得强制服务和收
费。要做好开发性生产项目的引导和扶持工作，不得向乡村集体和农户硬性推广或下达指令性指标，更不得强制不参与该开发性生产项目的农民出钱出工。要合法经营生产资料，公开价格，严禁涨价。禁止在结婚登记、中小学生就学、建房和计划生育指标等审批、办理过程中向农民的一切

搭车收费。有法律法规依据的罚款项目要公布于众，并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票据，禁止非法向农民罚款。坚决纠正对农民因未完成种植养殖任务而处以罚款的错误做法。
七、严禁各种摊派行为。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在农村履行公务活动，其所需经费不得向农民摊派。在农村开展保险、合作医疗、公证、订阅报刊书籍等服务活动，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按照自愿、量力原则进行，不得层层硬性下达指标，搞“一刀切”，更不
得搞所谓评先评优一票否决权。乡村干部不得强制农民保险，保险公司不得通过学校对学生进行强制保险，不得委托学校为学生办理保险手续。保险公司对自愿参加保险的农民要及时付给投保收据。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农村订阅报刊的管理，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
要根据本县所辖各村的规模，合理确定订阅报刊种类和数额，坚决制止强行或动用经济手段摊派报刊订阅的不良风气。
八、严禁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向农民收取钱物。农民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要通过农民负担监督卡确定下来；农民承担的农产品定购任务，要通过农业承包合同确定下来，由农民按照明确的项目和数量自觉缴纳，不得在收购农副产品时代扣代缴村提留乡统筹费。收取村提留乡
统筹费要使用省农业厅统一印制的专用票据。要积极教育和引导农民不断增强国家公民义务意识和依法纳税意识，主动自觉地缴纳各项应缴税费。对缴纳各项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依照有关规定分别予以减、缓、免。对有能力缴纳而又不按时缴纳村提留乡统筹费的农户，要依照村规民约进行
教育，经教育仍不缴纳的，应按照诉讼程序依法解决。不得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强行向农民收取财物。对非法向农民收取钱物的，农民有权拒交，有权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农民的反映和起诉，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受理，不得压制。
九、加强乡、村机构规范化管理，精简机构、人员，减少开支。“九五”期间，全省不再增加乡镇机构和人员编制，超编的人员要坚决裁减。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在农村设置机构、配备人员等所需经费，不得向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摊派。村定工补贴干部和误工补贴干部职数应严格按
照《村民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村干部报酬标准由乡农村经营管理机构核定，报乡人民政府批准。村为生产和公益事业设置的人员（如农业技术员、护青员、村卫生室医生等）职数及报酬标准，须经2／3以上村民讨论同意后确定。村级非生产人员要实行兼
职。
十、加强领导，实行党政一把手负责制。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要亲自抓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要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作为衡量是否讲政治、讲党性、讲大局的一条重要标准和各级考核任用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指标。县、乡两级要确保在本辖区内不出现
村提留乡统筹费突破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村；不违反中央规定出台加重农民负担的项目；不发生因农民负担过重而引发的严重事件和恶性案件。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带头执行中央和省减轻农民负担的有关政策规定，坚决维护政令统一，做到令行禁止。各级党委、政府和各
有关部门的领导要认真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确保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落到实处。继续实行减轻农民负担一票否决权制度。今后，哪里违背政策规定加重农民负担，就要追究那里主要领导的责任。凡因加重农民负担而受到处分的干部，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提拔和重用。
十一、加强监督检查，及时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行为。各级党委、政府要重视乡（镇）村两级财务管理工作，加强乡（镇）村两级财务收支审计监督工作，坚持定期审计，确保财务收支合理合法。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构建设，要充实力量，强化职能；要
坚持每年组织两次农民负担执法检查，认真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案件和责任者，对触犯刑律的，要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查处情况要及时向上一级党委、政府报告，上一级党委、政府要将有关情况及时予以通报。要建立重大事件报告制度，严肃查处涉及农民负担的严重
事件和恶性案件。凡因涉及农民负担问题发生10人以上集体到省上访的，重复进京或3次以上到省上访的，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催收农民负担和土地承包费的，强行收缴农民财产、物资和未经法律程序强行收回承包土地的，对农民举报进行打击报复造成后果的，均属严重事件。因加重农
民负担造成死人和殴打致伤致残的，属恶性案件。根据中办发〔1997〕12号文件精神，今后凡因农民负担过重引发严重事件和恶性案件的，当地党委、政府要及时向上一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案情，上报监察部、农业部的时间不得超过案发后的第七天，同时要采取得力措施，
防止事态扩大。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要迅速查清事实真相，依照中发〔1996〕13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绝不姑息。对触犯刑律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查处结果要及时上报和通报，报送监察部、农业部的时间不得超过案发后两个月。发生严重事
件的，各级党委、政府要逐级向上一级党委、政府作出检查；发生恶性案件的，市、县委和市、县政府要直接向省委、省政府作出检查。凡发生严重事件和恶性案件的，由上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直接追究当地党政领导、有关部门领导及直接责任者的责任。要加快农民负
担监督管理的立法工作，尽快制定辽宁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各级党委、政府要根据中央和省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规章制度。
各级党委、政府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发〔1996〕13号、中办发〔1997〕12号文件和本规定精神，逐项逐条落到实处。省和省直部门以前出台的有关政策规定，凡与中发〔1996〕13号、中办发〔1997〕12号文件及本规定不符的，一律以中发〔1996〕1
3号、中办发〔1997〕12号文件和本规定为准。



1997年12月6日
法律经济学与社会关怀

作为法学与经济学之间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法律经济学当初刚被介绍到中国来时即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它从经济学成本投入与资源分配等角度出发，对法律与制度的安排作经济的分析，以期使这种安排达到最佳效益。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法律经济学开阔了法学研究领域的新视野，对于解释现行的法律制度，预测其发展趋势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令笔者忧虑的是，作为在当今中国雄霸学术界控制着话语权的作为显学而存在的经济学与法学两门学科的结合所产生的新生儿，法律经济学的诞生，会不会难以避免地沾染上豪门习气？事实证明，笔者的忧虑绝非是杞人忧天。当今中国法学界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中往往过份注重烦琐的数学及技术的分析，甚至陷入其中自得自乐以致不能自拔，但却忽略了作为社会科学所应当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关怀。
问题还得从一件事情谈起。前些年沈阳市出台了一部交通事故处理的地方性法规，内容大意是如果行人违章而机动车辆并无违章，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依该规定责任将全部由违章的行人负担，机动车驾驶一方不负赔偿责任。经媒体炒作，将其内容形象地概括为“撞死人白撞”。此法规一出，立即在全国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者固然有之，但听到更多、更普遍的是反对者的声音，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也加入了声讨行列，将其喻为是反人道、反人性、野蛮的规定。由于媒体的关注和推波助澜，一时间，沈阳市的这部法规成了过街老鼠，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
但是，争论归争论，尽管对沈阳市有没有权力制定这样一部涉及到人的健康权甚至生命权的地方性法规以及这部法规本身是否违反宪法的精神或直接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可以作进一步详细的法理分析，尽管反对者众多，沈阳市的这个法规还是实施了，后来听说武汉和上海两市也有了相类似的规定。本来嘛，学者也仅仅就是学者罢了，唐诗不早就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嘛，而更何况伟大的领袖亦曾豪情万丈地写下过“刘项原来不读书”的伟大诗句呢。作为百无一用的书生纵然反对又能如何呢？最终不还是徒劳吗？这场讨论后来渐渐地平息下来了，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快了，人们的注意力也转移得实在太快了，人们实在没有耐心长期关注一个已失去新鲜劲的类似祥林嫂和阿毛之间发生的这一类的故事。虽然随后武汉和上海的两位教授丧生滚滚车轮下的惨剧让媒体抓住又猛炒作了一把，让善良的容易感动的人们掬了一把同情的泪水和又愤慨了一回，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就是法律，绝不是说着玩儿的，尽管你可以把它归到自然法概念中的“恶法”之列，尽管它可能与亚里斯多德所称的那种得到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应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的理念相左，尽管它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公平、正义、人权的宪政精神相违背，但因为它是法律，所以尽管人们可以自由地批评它，但同时还是必须严格地遵守它，因为违反它的后果必然要付出相应的沉重的代价。“恶法杀人”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不绝于书的，谁都不会忘记，作为西方文化史上的两位圣人苏格拉底和耶?都是为恶法所杀的，因此，两位教授之死也颇具悲壮与神圣色彩了。我本不想加入这场讨论来凑热闹，尤其是在一个话题冷场之后再提起又有什么意思呢？但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却不得不让我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了。
这篇文章出自一位法律学者的手笔。谈得就是上面所述的沈阳市的那个法规，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该法规进行了分析，运用的是一些数学的、技术的方法，过程不太能引得起我的兴趣，但是其通过以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倒是引起了我的关注。作者的结论是，沈阳市出台的该法规的背后是有经济学根据的，符合经济学原理与规律，换句话说这部法规是合理的。认为这部法规的出台将有助于促使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言下之意即是：如果没有这类的规定，行人横穿马路将很难禁止。而且他进一步认为，由于行人横穿马路，车辆就需慢行，那么道路就会不畅，从而影响到交通运输的效率。如果造成事故，事故的处理必然就会造成交通的堵塞甚至瘫痪，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废，因此，在处理交通事故时这些损失都应考虑在其中，应由责任人来承担。通过以上的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这部法规的出台是合理的。至此，我不禁拍案而起不得不有话要说了。
首先，这位作者完全可以放心，他所预料的那种如果没有此类的规定将会出现的他所描述的灾难性的后果绝不会出现。目前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公安交通部门依据的是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也是依据该规定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高度危险作业”条款弃置一旁的。当然，对于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权的处置的这么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国务院是否有权制定这样的一个《办法》，笔者持谨慎的态度。但即使是依据这样的一部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问题上简单地采用过错责任的《办法》的规定，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这里规定得很明确，这10%不是赔偿，仅是一种损失的分担，亦即是一种人道的补偿。虽然10%的人道补偿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性质上均远远不及梁慧星教授所主张的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应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全部赔偿，但毕竟它还是体现了一线人道之光与人情温暖的。虽然即使有10%的人道补偿，但是谁都可以设想，绝不会有任何行人为了这区区10%的补偿而故意将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滚滚流动的钢铁相碰撞，因为后果谁都可以预料。因此，连这区区10% 的人道补偿都要取消的交通法规的出台是否能真正起到阻止行人横穿马路的预期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
其次，与一些赞成者的观点一致的是，这位作者的观点中还隐含这样的一个暗示，即当前行人素质差，而且短期之内无望有大的提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提高素质这一途径走不通，那么制订这样的一个法规或许至少可以起到镇慑和教育这些人的作用。幽默一点地说也可称之为以鲜血来擦亮人的眼睛吧，以此来迫使人人知法畏法从而自觉守法最终达到交通顺畅的目的。其观点实际上也大谬不然。行人素质低，那么机动车驾驶员素质就一定高吗？只要去交警部门了解一下每年你所在的城市有多少机动车驾驶违章，只要上街看一看许多司机是如何开英雄车、霸王车，尤其是在过没有设红绿灯的斑马线时是如何置行人于不顾呼啸而过，行人过斑马线时是如何战战惊惊、如履薄冰的情形，我想任何人恐怕都不能断然得出肯定的结论。另外，就算是行人的素质低，但这种素质低能成为立法牺牲其生命健康权的理由吗？这两者没有也不可能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此外，我们还应考虑到行人横穿马路的种种复杂的情形：其中可能有智障者；有老人、小孩；有急事须横穿者；有因交通设施设置确实十分不合理，为避免绕太远的路而图方便横穿者；也有因习惯了在乡间田野或小路上任意驰骋，还不明白城市文明的交通规范的刚刚进城打工的农民等等。不分清红皂白地在立法上对这些特殊情形一概不予考虑，合理吗？
另外，众所周知，我国城市交通的普遍现状是街道窄、人多、车多、交通拥挤，没办法，谁让咱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呢。现在颇值得我们自豪和津津乐道的是作为当代中国人财富与地位向征的汽车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家庭。但汽车数量的剧增与短期内城市道路交通状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善之间已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使得原来就拥挤不堪的城市交通状况更趋恶化。而在我国大部分城市，作为有限公共资源的城市道路是如何分配的呢？其做法是左右两边为人行道，供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行，中间以道路中心线为界左右各有一至三个左右的机动车道。但细心的人们往往会注意到，通常左右两边的人行道加起来还不足一个机动车道宽！这样划分道路也许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也是效率的，但这样的分配规则是民主商定的吗？它公平吗？与行人相比，机动车一方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既然作为机动车驾驶员你享受了更多的道路资源，而且驾驶机动车属高速行驶的危险作业，如果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事故，机动车驾驶员受到的人身伤害要比行人受到的伤害小得多，或者是根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机动车驾驶者在驾驶时就应付出更多的注意，应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以防止因自己的稍一不慎而酿成的事故。这应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必然结论，也符合资源占用的数量应与付出的数量成正比的经济学原理与现代法治“抑强抚弱”的精神。但现在好了，因为出台了这样的法规，驾驶员因此而“有法可依”，那么尽可以“放心”驾驶去了，只要自己不违章，自己的注意力可以比以前放松了，甚至在关键时刻也可以不用踩刹车了，因为即使撞死了人也不用负什么责任嘛，紧急踩刹车没准还翻车使自己受到伤害呢，谁那么傻呢，危急的时候首先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嘛。这部法规会不会起到这样的暗示作用呢？我想我们完全有理由作上面的假设。也许这部法规的制定者们是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将司机们都想象成君子了吧，但我们却实在无法将所有的司机都想像成谦谦君子。因此，在立法时，与其从性善论出发倒不如从性恶论出发，立法时做到先小人后君子。而且立法者在涉及到行人的生命健康权与车辆通行权取舍的重大问题上时，绝不能简单地单纯地从追求效率的经济学角度出发，为了保护车辆的通行权而漠视对行人生命健康权的保护。
无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证实这部法规的出台是多第的合理，但这种数学的技术的分析却始终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公平的问题。经济学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和哀民生之多艰的那种悲天悯人的社会关怀，产生那种诸如著名的经济学家看不到当代中国失业严重的社会现实，反而大力倡导现在应鼓励人们在城里和乡下各有一套住宅，周末开车去乡间度假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只有在富人俱乐部中才可听到的论调和虚浮的理论一点也不奇怪。有鉴于此，学者何清涟女士从一个社会学者的道义与良知出发一再呼吁将人类关怀引入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关注国计民生的经济学固然不能忽视社会关怀，作为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终极价值目标的法学则更应体现人性、人道与社会关怀。那么，两者结合产生的婴儿法律经济学又该如何呢？我想，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的法律经济学更应博采两家之长，而绝不能为数学而数学，为分析而分析，为数字和技巧所迷惑而陷入其中沦为数学和技术分析的奴仆最终忽略了作为社会科学应始终关注的社会关怀。

作者：高军 ，史学硕士，曾任出版社出版策划 、晚报法制版记者、编辑、现任大学法学讲师、兼职律师
通信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州学院政法系 邮编：516015